陆贽，字敬舆。吴郡嘉兴人，唐代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政论家。773年中进士。唐德宗即位后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。783年（建中四年），朱泚叛乱，陆贽随德宗奔奉天，起草诏书，情词恳切，虽武夫悍卒，读之无不挥涕感动。其为相时，指陈弊政，废除苛税。执政期间，公忠体国，励精图治，富远见卓识。在唐王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，直陈时弊，筹划大计，为朝廷谋划善策。对德宗忠言极谏，建议皇帝了解下情，广开言路，纳言改过，轻徭薄赋，任贤黜恶，储粮备边，消弭战争。由于他善于预见，措施得宜，力挽危局，唐王朝摇摇欲坠之局面始得以转危为安。关于陆贽的治国思想，可从以下苦干方面见之：
一曰治乱由人，不在天命。唐经安史之乱，藩镇割据，山河破碎，到德宗时已然 “四海骚然，靡有宁处”。泾原兵变后，长安失守，国难益重。但唐德宗在分析原因时却说：“此亦天命，非由人事。”针对德宗的这种“国家兴衰皆由天命”的托辞，陆贽指出“天视自我人视，天听自我人听，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，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”，得出了“天命在人”的结论。并说：“人事治而天降乱，未之有也；人事乱而天降康，亦未之有也。”说明了治乱由人，不在天命。陆贽同时还辩证地分析了“治”“乱”之间的关系。认为“理（治）或生乱，乱或资理，有以无难而失守，有以多难而兴邦”，他劝诫唐德宗“其资理兴邦之业，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”。不要忧虑“乱”，不要害怕“厄运”，只要“勤励不息，足致升平，岂止荡涤妖氛，旋复宫阙”。陆贽的这种反天命、重人事的进步历史观，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础。
二曰理乱之本，系于人心。安史乱后，时“海内波摇，兆庶云扰”，“人心惊疑，如居风涛，汹汹靡定”，陆贽在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的传统儒家思想基础上，提出“立国之本，在乎得众”、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、“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，则天下固不治”。陆贽认为：“臣谓当今急务，在于审查群情，若群情之所甚欲者，陛下先行之。所甚恶者，陛下先去之。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，自古及今未之有也。夫理乱之本，系于人心。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，在危难向背之际，人之所归则植，人之所去则倾，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，同其欲恶，使亿兆同趣，以靖邦家乎？”又说：“舟即君道，水即人情，舟顺水之道乃浮，违则没，君得人情乃固，失则危。”作为贤明君主必须要使“其欲从天下之心，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”、“扫求利之法，务息人之术”。贞元八年（792年）河南、河北、江、淮、荆、襄、陈、许等四十余州发生水灾，陆贽劝德宗给予抚恤，并说：“所费者财用，所收者人心，苟不失人，何忧乏用。”他还要求政府“均节赋税”以轻民负。
三曰立国之权，居重驭轻。安史之乱后，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，“假四，僭帝号者二，其他顾瞻怀贰，不可悉数”。泾原兵变后，京畿地区也为割据势力所控制。节度使可以“自置文武将吏，私贡赋”，可以大量召募军队，拥有很大权力，官爵、甲兵、租赋、刑杀，皆自决定，“天子不能制”。陆贽吸取了西汉贾谊在《治安策》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，指出：“立国之安危在势。”认为“立国之权，在审轻重，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，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，臂使指，小大适称而不悖”。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。加强皇权实力，削弱地方势力，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，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。他告诫唐德宗要“追鉴往事”，并申明：“蓄威以昭德，偏废则危；居重以驭轻，倒持则悖。”因而提出了“修偏废之柄以靖人，复倒持之权以固国”的方针。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，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，逐渐削弱藩镇势力，以便后剪除“凶逆”。
四曰求才贵广，考课贵精。陆贽认为人才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问题。而当时昏庸的唐德宗既不能求贤任能，又缺乏知人之明，“累叹乏才，惘然恍见于色”。针对唐德宗的用人弊病，指出：“朝之乏人，其患有七”：，人才之进用与否不由人才是否合适为准，而由推荐人才的宰相是否受到皇帝的宠信；第二，听信谗言而不加以任用；第三，求全责备，标准太高；第四，对于有“过错”的人，因痛恨太甚而不复用；第五，考察不当，只看表面，不看本质；第六，根据一个人一言一事来决定用与否，不是地看一个人；第七，援引旧例使用朝官阙员，而有才干的人不得升迁。为此他提出了“求才贵广，考课贵精”的重要原则。所谓“求才贵广”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，使人“各举所知”，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，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。认为“唯广求才之路，使贤者各以汇征，启至公之门，令职司皆得自达”，才能通过更多渠道得到更多人才。要像武则天那样：“弘委任之意，开汲引大门，进用不疑，求访无倦，非但人得荐士，亦许自举其才。”他反对对人才吹毛求疵，求全责备：“凡今将吏，岂得尽无疵瑕”，认为“人之才行，自古罕全，苟有所长，必有所短。若录长补短，则天下无不用之人。责短舍长，则天下无不弃之士”。他反对“以一言忤犯，一事过差，遂从弃捐”，认为这是造成“乏才”的原因之一。所谓“考课贵精”就是“按名责实”，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。陆贽提出了具体的“八计听吏治”，一计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；二计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；三计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；四计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；五计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；六计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；七计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；八计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。他认为“才如负焉，唯在所授，授逾其力则踣，授当其力则行”。必须使其才干和所授之官相一致，如果委非所任，处非所宜，就会使器大者不能人尽其才，才小者不能承担重任。 为使奖惩分明、升降得当，在考课基础上陆贽还进一步提出了核才取吏“三术”：“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，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。”这样才能使有政治才能的人得到重用，使庸碌无能、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，从而使吏治清明，提高官僚机构的工作效率。
五曰广开言路，改过求治。陆贽上书唐德宗，力陈要“广咨访之路，开谏诤之门，通雍郁之情，宏采拔之道”；要召见群臣“备询祸乱之由，各使极言得失，不能当耳目闭塞的孤家寡人”；并进一步指出 “以一人之所览，而欲穷宇宙之变态”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虚受广纳，勤与接下，“总天下之智以为聪明，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”；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，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“九弊”，其中包括君主“六弊”：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骋辩给，眩聪明，厉威严，恣强愎。臣下“三弊”：谄谀，顾望，畏懦。指出，上好胜就嫉恨直谏，这样下边谄谀的人就顺情说好话，而真实情况就难以上达；骋辩给就必然不让人把话说完就给顶回去；炫聪明就必然自以为是地加以猜测而怀疑别人欺诈，这样顾望的人便不敢多说话，而一些有深刻道理的见解就不能尽言；厉威严就一定不能和颜悦色地待人接物，恣强愎就一定不能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接受劝告，这样下边畏懦的人避免进言得罪。所以为君者必须“以求过为急，以能改过为善，以得闻其过为明”。
史传陆贽为相期间，户部侍郎、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德宗受信用，“天下嫉之如仇”。陆贽仗义执言，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。然而德宗却信用奸臣，不听忠言，于贞元十年罢陆贽知政事，为太子宾客。贞元十一年春复贬忠州别驾，陆贽谪居僻地，仍心念黎民，因当地气候恶劣，疾疫流行，遂编录《陆氏集验方》50卷，供人们治病使用。唐顺宗即位后，下诏召还陆贽，诏未至而贽已逝矣。
陆贽的治国理政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《新唐书》的论赞中说他的思想“可为后世法”。司马光非常推崇陆贽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引用陆贽的议论达三十九篇之多，长者近千言，基本上把《陆宣公文集》的主要内容都概括了。像这样连篇累牍地记录一个人的政治主张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是罕见的，可见陆贽言论“资治”作用之大。苏轼则说陆贽“才本王佐，学为帝师”，“论深切于事情”，“智如子房而文则过，辩如贾谊而术不疏，上以格君心之非，下以通天下之志……使德宗尽用其言，则贞观可得而复”。并把陆贽的奏议文集进呈给宋哲宗说：“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贽”，“圣言幽远如山海之崇深，难以一二而推择，而贽之论，开卷了然，聚古今之精英，治乱之龟鉴。”南宋也有人把陆宣公的奏议进呈给皇帝，说：“斯皆治道之急务”，“无片言不合于理，靡一事或失于机，策之熟，见之明，若烛照”，希望皇帝把它“置坐之隅”，以引为鉴戒。直到明清，一些政治家对陆贽仍颂声不绝。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认为“唐室为之再安，皆敬舆悟主（陆贽别号）之功也”。尤其陆贽关于乏才七患、计听吏治、 核才取吏“三术”以及堵塞谏路“九弊”之论述，既是当时之细微观察，亦可为后世之明鉴。陆贽以“上不负天子，下不负所学”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敢于矫正人君之失，揭露奸佞误国，其治国理政、以民为本的宝贵思想，无论置之于古今中外，只要统治阶层能够认真践行之，都会产生十分优异的效果。可惜的是，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，历代统治者或循于一家之私，或片面理解之，或怠于践行之，终无一例外地被淹没于历史的洪流中，成为中华历史的莫大遗憾。